美国思想界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通常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对外政策遭遇挑战和挫折；二是在国内面临大选和权力交替。当前，在美国外交思想界，有关外交政策的新一轮辩论正在悄然兴起。辩论的焦点是布什政府6年来外交政策的成败得失，其实也就是美国外交能否摆脱信奉“狂野西部法则”的“牛仔脾气”的问题。

　　新一轮辩论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布什政府推行的以单边主义、武力和推广民主为旗号的对外政策已经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不仅表现在伊拉克、越反越多的恐怖主义，还表现为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情绪和美国在全球的孤立。其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布什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跛鸭化”，民主党不仅企图一举夺回在国会两院的优势，而且也把目光投向了两年之后的总统大选。

　　布什革命已经终结

　　在今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上，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菲利浦·高登用《布什革命的终结》来对比布什两届任期的外交路线。人们通常把“9·11”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而实际上布什的“革命”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9·11”给了布什外交团队的新老保守派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他们觊觎已久的“美利坚帝国梦”有了一个尽情施展的空间，于是就有了全球反恐、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关塔那摩监狱、电话监听等。高登认为，在“革命遭遇现实”之后，“革命”事实上已经终结了。

　　检讨布什外交的这场“革命”，在其第一任期内大行其道的新保守派人物恐怕难逃其咎。这一批在冷战反共斗争中聚集起来的自由派思想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逻辑推到了极致，认为西方世界最宝贵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不可能自我生存和发展，必须要由强力来维持和扩展，因此美国外交的使命就是要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捍卫和推广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这一思想逻辑直接导致了伊拉克战争，企图用铁血来浇灌中东的“民主之花”。有鉴于此，美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与新保守主义告别”的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根源是美国对其超强实力的迷信

　　从更深层次上看，美国外交陷入困境并不是“9·11”和新保守派这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在最新出版的《纽约书评》上，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教授指出，造成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局和全球孤立的一个根本动因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和地位。

　　这个看法得到了很多思想家的呼应。高登认为，对美国“异乎寻常的实力”的幻觉是导致美国在“9·11”之后迅速倒向“布什主义革命”的主要因素。福山指出，构成新保守主义的四大成分当中包括“一条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并且可以被用于道德目的’的信念”。在《驯服美国实力》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则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招致仇恨，不仅因为美国的实力和官方政策，而且因为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文化产品以及“美国公司、基金会、媒体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行为。

　　对实力的迷信导致了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时代》杂志一篇名为《牛仔外交的终结》的文章形象地描述道：“牛仔外交”的最大特点就是“狂野西部法则：先开枪，然后再问话”。对实力的迷信也直接导致了布什外交的单边主义：“要么站在我一边，要么就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结果是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传统盟国的离间。对实力的迷信还导致了狂热的自由原教旨主义：“推翻独裁政权之后，自由民主可以在任何地方落地开花。”

　　霍夫曼教授的《美国需要的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单靠实力并不能解决非政府的恐怖主义问题，也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国内冲突和“失败国家”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实力也已经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和各种跨国行为体的作用下大打折扣，世界其他国家实际上以非对抗的方式对美国实施“软制衡”。而且，炫耀武力只会招致其他国家，尤其是被布什点名为“邪恶轴心”的国家加紧发展自己的军备。因此，美国的外交应该加强真正的“伙伴关系”，并且把“非军事化”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